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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:谢黻章

编者语:
    自2005年12月以来,塘沽区教育局就开始进行塘沽教育史资料的相关征集活动,旨在给后人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,并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教育事业做贡献。各界人士或撰写回忆文章,或告知相关线索,或赠送文献材料……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被一一发掘出来。
    时值第2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让我们一起来追忆在塘沽近代教育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一名先驱者——谢黻章。


    当时的军政要员、社会名流,均对他有崇高的评价。
    萧振瀛:梓桑遗爱;齐燮元:楷模乡里;
    张伯苓:仪型永在;张荫梧:道范犹存。
    在他谢世周年的祭堂中,挂满了追慕者的题辞及诗联,其中冯玉祥、孙科、宋哲元、
张自忠等署名赫然在目。然而,他并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大人物,他是——

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——谢黻章

    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塘沽区第一所新式学堂于新城诞生。它的出现,固然是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,但谢黻章不遗余力“弃举业而兴学校,时雨春风”,终使“人文蔚起”,其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。

生平

    谢黻章生于同治元年,家有兄弟五人,行末。未满周岁父亡,由母及兄长兄长扶养长大,生性慷慨,为人忠厚,在乡民中颇有威望,享年七十三岁。
    谢家祖籍浙江绍兴,明初徒居津邑新城(今塘沽区新城),书香门第,世代业儒。晚近数代遭逢战乱,为家国计,转为文武兼习。谢黻章之大伯谢锟,曾以军功累官至碣石总镇、澎湖总镇、厦门提督。而到了谢黻章这一代,又以习性所近,专心读书,倡兴 “诗书为业,忠厚传家”。谢黻章生于同治元年(1862),家有兄弟五人,他最年幼。未满周岁父亲故去,由母亲及兄长抚育成人,从小孝顺母亲,恭敬兄长,事不分大小,不得母亲及兄长的允准决不任意而行;日常生活崇高节俭,粗茶淡饭已很知足,生性却慷慨豪爽,遇人急难便倾囊相助;为人忠厚雍和,私下从不议人之短,发人隐私。乡居时,肯于为人排解纠纷,以其人品的威名、诚恳与耐心,无不迎刃而解。天长日久,在乡民中渐生威望,每有纷争,谢黻章一至便立即化除。曾有年轻人对长者不尊,与长者不睦,谢 “正色以教之”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使年轻人心悦诚服。
    光绪二十六年,谢黻章任村正,爱民如子,他说: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;设不爱民,不啻不爱国矣。”其间为乡里奔波,不辞艰辛,深受众望。
    光绪三十三年,受曹锟之邀,谢黻章随北洋新军第三镇赴东北长春,为曹锟经办公文函牍。几年后返乡,复任村长达20年。值国家多事,时世艰难,谢舍身为公,极受村民拥戴。
    民国十九年,谢年近古稀,积劳成疾,儿辈环请,遂赴北平休养。晚年每见国事日非,心常不怿,未过五年,寿终于北平寓中,享年七十三岁。

肝胆
    从来成名立业之人,必非萎靡不振者。欲担宇宙事业,不当有通往之气象乎?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——谢黻章《勇论》

    谢公急公好义,遇关乎公众利益之事,必勇往直前,奋不顾身,我们从他的著述《勇论》中,便可窥见他这勇气的来源。他说:“从来成名立业之人,必非萎靡不振者。欲担宇宙事业,不当有通往之气象乎?”
    庚子之乱,八国联军入侵,谢公适任村正兼充保甲局长。见国土沦丧,山河破碎,他忧心如焚,作《雪园耻论》曰:“我国之疆土,鑫为外国所侵矣;我国之权利,尽为外国所夺矣。既毁我城郭,又虐我人民,我中国之人,贱如奴隶,下等马牛,何其耻也。不早有以雪之,适至瓜分,即成亡国之奴矣。我国四万万之人民,尚其猛省也可。”不久联军入天津,官吏纷纷逃避,土匪蜂拥而起。时局动荡,民心不安,地方秩序几乎无法维护。谢公挺身而出,以一身支撑其间,外抗强敌,内保乡里,艰辛备尝,数濒危难。他的凛然正气,英勇果敢,使乡人很受感动,大家赠他功德碑四面,书曰“平矜释躁”、“排解纠纷”、“艰辛不避”、“功德殊深”。那时的四邻各村,也深得谢公的庇护之益,公推他为 “庄首”,并赠匾额三方,分别为“一方保障”、“德被乡闾”、“捍卫民生”。
    从东北返回家乡后,谢公年事已高,本应闲度余生,不再操劳,然而乡人恳请,盛情难却,只得复任村长职务。处多事之秋,履艰辛职责,仍刚毅以赴,毫无畏缩。

学识

    谢黻章很早就考中了秀才,博览群书,知识广博。他提倡新学,对教学的形式、内容、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的理解,均有真知灼见,非同代人可及。
    谢黻章从小即胸怀大志,且资质聪慧,很早就考中了秀才。他读书彻夜不眠,博览群书,知识广博。他不泥古,知变通,新学旧艺,各有专长,对各类文体,如诗、如论、如联,无不各臻妙境。至于公文函牍,更显示至情至理,随曹锟新军开发东北时,凡上行公文经典手拟者,无不立邀批准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面临庚子之乱国力颓败,他主张以改良教育为救国之本,并身体力行,主教乡里,“一时风气丕变,人才辈出。”他倡导新学,执鞭任教,诲人不倦,教导有方。他对陈腐的私塾深恶有恶痛绝,曾以一篇《私塾论》历数其恶:“甚矣!私塾之弊大矣哉。专在背诵,不求讲解,往往读书多年,问一字而不知也,求一知而不能也。既不普通,又不变化,一任挞跪,丧学生之廉耻,阻学生之聪明,种种不合法之教导,真有不堪发指者。从此久不改良,误人子弟,洵不浅矣。吁!可畏也。”
    谢公之倡导新学,不知空泛的口号。他对教学的形式、内容、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的理解,均有真知灼见,非同代人可及。例如,他认为学校的功能应为“养学生之天机,助学生之人力”,与今日提倡的“教学不止于传授知识,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”何等相近!再如他对老师职责的理解:“但知有教而不知有育,是究非良师也”,与今日“教书育人”的教育思想又何其相似!此外,他针对私塾“戒游荡,戒嬉戏”、“游戏非学生之所宜的旧观点给予反驳”,他说:“学校中之游戏,本非一端,然皆体育之事也,或跃竿,或跳远,或筐球,或跳绳,此中俱有规则在焉,听教师之指挥,则无不有益于身心也。”从中似乎可寻见“德智体全。
    当然,如果说谢黻章早在一百年前就已形成先进而系统的教育思想及理论,无疑是缺乏依据也不切实际的,但他对旧塾师的批判,对教学的倡导与实践我们称他为塘沽近代教育的先驱,应该是恰如其分的。他的学生说:“尝忆恭聆先生讲一长课文,讲毕,窗友较慧者,不待读即能背诵,不有先生循循善诱,曷克臻此。且先生教人以诚,化人以德,凡受先生之陶冶者,入社会后,莫不勤恳踏实清廉公正。吾辈入社会已多年,至今犹不忘先生之教训,亦已见先生化人之深矣。”
    由此,我们便不难理解当谢公辞世之后,他的“门人”二十余众联合发启征文的活动,一时响应者甚众,收到社会各界人士题作百余幅师道尊严该是何等令人艳羡了。

作者后记:
    谢黻章确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乡贤,处世为人有口皆碑,倡导新学身体力行,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,相关的方志却无记述,应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遗憾,其中的缘由大约与地域划分的变迁有关。
谢先生的平生作为主要在新城。长期以来,新城均为隶属葛沽镇的乡村,即使在解放以后,也是跟随葛沽一起,由南郊区划入塘沽区,与葛沽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1958年 8月,区域划分再次变更,以马厂减河为界两区分治,新城留在塘沽区,而葛沽却复归南郊(津南)区。也正是由于这次划分变更,使上世纪80——90年代编纂地方志时,关于新城的资料由葛沽析出,而葛沽析出的新城方面资料塘沽又未曾全面掌握。于是,对谢先生的记述既未见于《葛沽镇志》、《津南区志》,也未能见于《塘沽区志》。
    笔者去年参与编纂《新城镇志》得葛沽志办帮助,才使谢黻章得以入志。资料由咸水沽一位书法家珍存,倍加爱惜。今年笔者参与塘沽教育发展史的编写,觉得谢先生对新学的贡献不该湮没,于是借手头资料,敷衍成篇,只是资料有限,记述难以详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