沽口流霞
天津碱厂——这个曾经给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带来至高荣誉的企业,这个被毛泽东主席称为“工业先导”、被周恩来总理誉为“技术篓子”、被天津老市长李瑞环题为“碱业巨擘”的企业,这个几乎跟每个塘沽人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,三年后,将以最彻底的易地改造淡出塘沽城市中心。在腾出3.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几年后,一座宜居的高档居住新区将恢宏巨现。然而,塘沽人不能忘记的是,在这块土地上,曾经有过的厚重历史和光辉岁月。
著名漫画家方成深情回忆
“黄海”就是我的家
“黄海”是我的家。我说的是心里话。
我原名孙顺潮,抗日战争时期,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县。1942年,我化学系毕业就到“黄海”工作。“黄海”在五通桥镇(编辑注: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 “黄海”从塘沽迁到四川五通桥镇),那里和乐山一样,是风景很美的地方,离乐山几十华里,步行几小时的距离。
我到“黄海”头一件工作不是研究什么,而是去布置黄海历年研究成果的展览
估计同事们知道我会画,适于干这项工作。展出的都是些瓶瓶罐罐的各种药剂、药品、化学制品等物和许多图表解说之类,干巴巴的,引不起人的兴趣。我在学校办过壁报,每周一幅,画过百多幅漫画,有些经验,便画许多有趣图像穿插其间,吸引人来看。事后我被分配在分析室工作。室主任赵博泉,我总把他看成老大哥。同室记得两位:谷惠轩和郑玄,不久都离开了。有机室主任魏文德,也是很朴实的老兄长,夫人武静淑是永利的小学校长。菌学室主任方心芳年龄较大,是学者型的河南人,带着闫振华、萧永澜、淡家麟,记得谷惠轩也在那里干过,因相处为时不长,印象模糊了。闫振华湖南人,和他父亲闫幼甫一样,湖南辣椒脾气很突出,和我最要好,我学吸烟是他的学生。以后从久大调来吴冰颜,辅仁大学毕业的健将,常和我们几个比他年轻的人在一起。社长的公子孙继商也是后来从久大调进的,他和吴冰颜是一个球队的中锋,我们喊他“二哥”,喊刘爱璧“二嫂”。他是很憨厚的大个儿,笑咪咪的。医生是德国留学的许重五,很和善的湖南人,腿残,以轮椅代步,和我们都很要好。最后该谈两位社长了。社长孙学悟博士,字颖川,副社长张子丰。前者山东人,山东脾气,非常和善、慈祥,像老爸爸。后者一口京腔,估计是北京人,同样和善得常和我们年轻人说笑话。他们的孩子成了我们的朋友,我们喊他们老二、老三、老四的。
研究社在一个大宅院里,靠近小山包。抗战期间,一切从简,设备、仪器、药剂,各种化学用品都简得很。可是从社长到研究社,都是名声在外,什么名人来,就会来社里拜访、参观。当年的副委员长冯玉祥宣传抗战,路经这里也来过。我给他画了张速写像送他,他也回赠我一幅。黄海的成绩用不着我在这里说,有现成纪录。但有一件我不能不说,感受太深,终生难忘。我上学时就知道川西一带有一种怪病,好好一个人,忽然感觉麻痹,从脚上起,逐渐上移,扩展到心脏,立即死亡。校医董大夫医道高明,也查不出是什么病。迫于无奈,迫于无奈,后来他用注射医用水救火病人。黄海知道了,便当成研究课题,结果从食盐分析,查出四川井盐的滷水中含有大量的钡,那是有剧毒的。查处结果就好办了,很快采用沉淀法,用川西生产的芒硝即硫酸钠把盐里的钡排除净了,从此这种被四川人按方言读音称之为“趴病,写成为“痹病”的绝迹了。这是为四川居民做了件大好事,按俗说法是“积了大德”的啊!可在黄海,我没听谁吹嘘过,好像理应如此,没啥。正像如今的模范人物所说“这是我应该做的”。这也正体现了永久黄团体“四大信条”中“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”的风范。
在黄海,除了我一人之外,个个都老实得很
社长好客,我常爱去听他讲哲理。年轻人都像一家人似的成孙夫人“老太太”,向她讨吃的。
黄海是学术机关,有它的学风和朴实的社风,上下班不需听打铃个个老老实实按时进实验室,和回家一样,一干就干半天,除非肚子饿了是不想出门回自己的家。年轻人都是单身汉,住集体宿舍,每人一间小屋。下班我爱打乒乓球,晚上几人搭伙常到河边茶馆里泡茶,有时喝点酒,假期我在那里素描。那是生活条件很差,收入低,单身汉子办食堂、四川特产丰富,花钱不多,伙食还是不错的,可零花钱少,我是月月透支的。在黄海,除了我一人外,个个都老实得很。我好动,用力的工厂在离五通桥约十里的老龙坝。碱厂开工缺技术员,把我调去,干了半年。厂里有凌安娜指挥的歌咏队,有萧志明领导的话剧团,还有个京戏班子。我爱唱歌、演戏。调回黄海后,一听那里有什么活动,我就从实验室溜号跑去。然后在休息日不休息,补回工作时间——这一点赵傅泉不知道。他发现我溜号,有一天就把我请到他家里,敬上茶,非常和蔼的就这件事提出批评。这恐怕是黄海历史上罕见的“事故”。他像老大哥似的,一边笑着,批评者,又安抚着我,从此我也老实了。
在黄海4年,我没参加过什么会,开会是他们头儿的事。细想工作我只遇到过上述一回,看来别人都没遇到过。
我做的研究课题,是考察四川井盐中锶的含量。锶是一种金属元素,是制造合金、光电管和烟火的原料,烟火中发红色的就是锶。锶和钡相近,盐里钡含量大,锶恐怕也不少。经定量分析,果然。记得是1945年,中国化学会在五通桥开年会,赵傅泉让我将研究成果在会上宣读,这在我生活史上是一件难忘的事。因性格好动,我在实验室里工作也不老实。一有空,就爱动动脑筋。许多工具和仪器我用着不方便,就自己出主意制做,例如漏斗架子是木制的,放在案台上占地方,我就用玻璃棒儿做,很小,更方便,可以放在抽屉里。做锶的定量分析,不能用水,要用浓硝酸代替水的。这种强大腐蚀性的酸,从大陶制坛子里取出须用嘴吸,即使用的玻璃管和橡皮管很长,也觉危险。我向魏文德学过吹玻璃,就设计个取酸的玻璃套管,做出来用,保证安全好使。当时条件很差,想在工作中将盐酸回收,我也自造过合用的仪器。我是一边工作同时也玩玩的。20年前我去五通桥时,参观了从盐滷提炼锶的工厂,自然是以我做出的数据为根据的。看了成堆的锶盐产品,我自然很高兴,想要点回去留作纪念,但据说此物有毒,不能带出。我没好意思去偷,只好作罢。
我决心去上海改行从事漫画创作,向社长辞职时,他不大放心,嘱咐我如果不成功就回来
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,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报纸。那上面登载过张乐平、米谷、丁聪、余所亚、张文元、沈同衡和洪荒的许多漫画,引起我的兴趣。我把从学校里我们办的壁报上收回的漫画加以整理,到乐山、自流井(后合并为自贡市)、成都和重庆举行漫画展,最后决心去上海改行从事漫画创作。向社长辞职时,他不大放心,嘱咐我如果不成功就回来。在上海,开始我就是免费住在这个企业集团招待所里的。新中国建立后,黄海先迁来北京,社址在东城方家园一座前清王公大宅院里。
新中国建立后,有一年我在上海,住在锦江饭店,正遇化工部在那里开会。我想其中会有“永久黄”的朋友,便到他们集会的地方看望。一进去,触目多属老相识,从副部长侯德榜到与会其他诸友一一握手寒喧。我知道谢为杰任司长,萧志明是广东省化工厅总工程师,郭保国任河北省化工厅总工程师,侯虞篪任天津市化工局总工程师,刘嘉树是大连化工部一位总工程师,李祉川后来是大连市人大常委,魏立藩是化工部一位总工程师,黄力行和程日华都是扬子化工集团总工程师,杨建猷任天津碱厂厂长,一次在北京开会时遇见姜圣阶,他任四机部副部长,为我国导弹与核工业效力,后来主持核能工业工作。曾见他走动时,有保安人员在侧,他笑对我说:“我可不能像你这样随便乱跑的。”还有许多人因无联系,不知道在我国何处化工企业中工作。总之,“永久黄”为我国培养了不少化工人才,共同为新中国服务着。(文/方成 资料来源:《凤凰周刊·新滨海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