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禺故居纪念馆揭幕 大师百年魂归故里

　　曹禺故居纪念馆坐落在意式风情区一个静谧幽雅的院落里，两幢暗黄色意式小洋楼，一幢为曹禺故居博物馆，一幢为新建的“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”，不仅展出了大量介绍曹禺生平事迹的图片、书信、手稿、出版物和实物，还辟有多间小剧场、音像馆和报告厅，功能多样，动静结合，是全面解读曹禺艺术思想形成过程的绝佳平台。
整整一百年前，在天津海河北岸意租界的万公馆里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。不久，婴儿生母去世，家道中落。孩子在孤独苦闷中渐渐长大，终于在戏剧中找到了人生的快乐。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……深入人的心灵深处，揭示着时代与生活的沉重主题。他的创作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，一代又一代话剧导演、演员不断演绎着他经典剧作中的故事和人物。
　　他便是戏剧大师曹禺。
如今，曹禺又回到了他曾魂牵梦萦的故土。2010年9月22日，在大师诞辰百年之际，曹禺故居纪念馆隆重揭幕。
　　仿佛为戏剧来到这个世界
　　“曹禺仿佛是为了戏剧才来到这个世界的，”步入“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”，展览的“前言”开宗明义。
　　曹禺原名万家宝，父亲万德尊是个武官，曾做过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。曹禺自幼在这种封建官僚家庭中耳濡目染，从那些达官贵人、三教九流中嗅出当时社会的霉烂气息，形成了他后来创作中的叛逆心理。家道中落后，父母便终日沉溺在鸦片中，使整幢公馆死气沉沉，凄凉阴森。后来，曹禺把这种对家庭的感受写进《雷雨》中，剧中小客厅“闹鬼”的情节和氛围，便出自少年曹禺的这种厌家情绪。
　　曹禺的文学启蒙老师是他家的保姆段妈，她经常给曹禺讲述农村的悲惨现状和农民破产的故事。继母从小便带他到戏园里看戏，以及他在私塾里阅读的大量古今中外名著，都在他的心灵中播下戏剧的种子。从展览陈列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名著中，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以及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、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和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等。所有这些童年的阅历和感受，都为他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大戏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做足了文化准备。
    从南开走出的戏剧天才
　　“张彭春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，南开新剧团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。”曹禺说。
　　1922年秋，曹禺进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学习。周恩来、马千里等诸多革命者均出自这所学校。在这里，他受到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影响，热爱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；而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领导的南开新剧团，则是曹禺戏剧生涯的发轫之地。
　　张彭春是中国北方话剧的奠基人之一，曾在美国研究教育和戏剧。曹禺加入南开新剧团后，主演过易卜生的名著《国家公敌》、《娜拉》以及莫里哀的《吝啬鬼》等，尤其是他在《娜拉》中男扮女装饰演的娜拉，更成为当时南开的一段佳话。而这些演出均是由张彭春导演的。
　　曹禺曾这样回忆道：“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，他使我熟悉舞台，熟悉观众，懂得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。戏剧有它自身的规律，不同于小说或电影。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，就是舞台实践。”曹禺还特别强调张彭春送他的一套易卜生全集，对他戏剧思想和写作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    《雷雨》《日出》背景都是天津
　　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，可谓曹禺戏剧中的经典，被一代代话剧人反复解读演绎过。然而看了《曹禺戏剧生涯纪念展》，又似有若干新发现——
　　《雷雨》写作历时五载，酝酿于南开，成形于清华；
　　最早发现《雷雨》的是文学巨匠巴金，他不仅为它流了泪，还将其发表于郑振铎、靳以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；
　　《雷雨》首次搬上舞台是在日本的东京，在国内首演则是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的孤松剧团；
　　《雷雨》通过周朴园、繁漪等人物形象，真实反映了“五四”前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命运，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达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。
　　1934年，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保定谋生的曹禺，应友人之邀重返故乡，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任教。
　　一年后，中国旅行剧团莅津公演《雷雨》时，曹禺与友人间或到惠中饭店谈戏聊天，有机会接触到“陈白露”这样的交际花。交际花与妓女们“鬼”一般的地狱生活及悲惨结局，像利刃一样刺痛了曹禺的心，使他犹如一个热病患者，终日觉得身旁有一个“催命鬼”低声在耳畔催促他、折磨他，终日不得安宁。曹禺还深入到天津“三不管”一带的妓院探访，发现她们中有的人其实有一颗“金子般的心”。《日出》就是这样诞生的。它通过陈白露、翠喜和小东西，揭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们的卑贱地位和悲惨命运，诅咒这个“不公正的禽兽世界”“应该被改造或根本推翻”。
　　无论从作者生长和熟悉的生活环境，还是作品所表达的时代背景，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都是以天津为原始素材创作的，其中一些方言和小调也是天津独有的；曾经有人将《日出》的时代背景说成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那就肯定是一种无知或误会了！
　　阔别半个世纪的“寻根”之旅
　　自青年时代离开天津近半个世纪，曹禺再也没回过意租界的“万公馆”，但他对故乡的思念却始终未有丝毫减弱。
　　1985年，天津在南开区老城里的广东会馆筹建天津戏剧博物馆，时任馆长的黄殿祺受命专程赴京，聘请曹禺担任名誉馆长，曹禺欣然允诺。在他看来，天津不仅是工商业城市，又是文化之乡、戏剧之乡：“我是天津人，生长在天津，我觉得我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……”
　　分手前，曹禺从卧室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黄殿祺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曹禺与著名京剧艺术家李玉茹结婚时，邓颖超大姐送给他们一盒高级糖果时附的一封信，上写：“曹禺、玉茹二同志，祝贺你们结婚，希望你俩像这盒糖果那样甜蜜。”的确，周总理和邓大姐对曹禺一直有着学长般的关怀和朋友间的赤诚，总理无疑是他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。黄殿祺问这封信可以公开展出吗？曹禺答：“可以，这封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戏剧工作者生活关心的具体表现！”
　　1986年，曹禺75华诞时，终于走上了“寻根”之旅。当汽车从天津北安道拐进民主道时，曹禺忽然认出马路右侧一幢刚刚粉刷过的意式小洋楼，即是他当年出生和居住的万公馆！儿时的生活场景仿佛历历在目，老人不禁感慨万千，热泪盈眶。
　　又过了两年，曹禺受聘天津戏博名誉馆长仪式在天津隆重举行。这一天，曹禺在戏剧博物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三个陈列室和古典剧场——歌舞台，兴之所致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：“在英国伦敦，演莎士比亚剧的英国环球剧场正在恢复。那个地方是木建筑，是莎士比亚在世时被烧的。为纪念莎士比亚，现已重新翻盖起来，将耸立在伦敦中心。由此可见，保存剧场文物是一件大事。因此我希望，我们这个剧场和博物馆应成为全国性的博物馆。因为这个博物馆确实有自己独具的特点：它有一个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独特古剧场，而且保护得这样好，这样完整，即使苏州的也不如这个，这是一个奇特的事情。如果朝拜兵马俑在西安，那么朝拜戏剧就要到天津戏剧博物馆，朝拜这样一个古戏台，因为它代表了几千年的东方文化。”
    百年诞辰，大师魂归故里
　　1990年，天津戏博等单位联合主办曹禺戏剧活动65周年演出及学术研讨活动，不仅推动了曹禺戏剧研究，同时也表达了天津人民对本土文化名人的崇敬之情。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活动的曹禺的女儿万鸢和另一个女儿万方，谈起父亲的平生均感慨颇深——
　　晚年的曹禺，似乎是在悲情和痛苦中度过的，他总是悔恨自己不够勤奋，没有拿出一个超越自己的“大东西”。实际上，他一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，即使生病住院期间，仍不停地构思、写作，不满意又撕掉。他时常翻阅俄罗斯文豪列夫•托尔斯泰的评传，而且“越读越难受”，因为托尔斯泰八十岁时，还像农民一样耕地，然后写作，文思永不枯竭，真是一个伟大的人！而他的创作欲望也如同火山的岩浆，憋在内心深处不能喷发出来。
　　曹禺平素的生活似乎只有三件事：读书、写作、思考。
　　他无限热爱艺术，爱得入迷；一旦走进他的艺术世界，便忘了自己，忘了周围的一切。他经常把一杯茶洒一半在自己身上；自己系的裤子走路时随时可能掉落，脸盆用过之后随手便丢到地上……当他快乐时，会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。他对吃穿要求不高：一个家乡产的豆瓣绿青萝卜，到他嘴里也如品尝山珍海味一般。
　　越到晚年，曹禺越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欲念。他喜欢回忆过去，谈起青年时代在天津的写作生涯，就像讲述一个他做过的美梦。从故居到南开，他到处寻觅历史的足迹，寻找当年创作巅峰状态的感觉……
　　如今，曹禺已辞世十四载，而他的作品，他的艺术精神和人格力量，却依然影响着无数热爱艺术的人们。在迎接曹禺百年诞辰之际，京、津、沪、港等地都将开展系列纪念活动。北京人艺复排了他的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，濮存昕、徐帆、胡军、陈好，主演都是演艺界一线大腕。而同为海河儿女的天津人艺更是当仁不让，多次将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搬上舞台，并以把握曹禺作品精髓的准确性广受赞誉。曹禺的作品及其研究也走向了世界。他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　　作为曹禺的故乡，刚刚揭幕的“曹禺故居纪念馆”，无疑是对这位大师百年诞辰的最好致敬和献礼。
　　曹禺又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土，他将在这里展示坎坷而非凡的艺术人生，用自己的不朽名剧感染一代又一代观众，直到永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