塘沽协定—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夜

   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。
    1933年3月，日军占领热河全省（今属河北、辽宁、内蒙古等地），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，中国守军奋起抵抗，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。
    4月中旬，滦东失陷，汪精卫、蒋介石委黄郛主持华北政务，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。5月初，日军参谋本部将《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》下达上海武官及平津特务机关，要求于6月中旬实现，妄图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停战条件。在日军的新的进犯下，何应钦密电汪精卫，要求黄郛与日方谈判，“寻求和平途径”。
    话说当时的塘沽，还是个居民仅万余人的小镇。它位于天津东南方向100多华里的海滨，港内风平浪静，便于船只停泊。经日方同意，中国当局选择在这里举行双方的正式停战谈判。
    5月中旬，日军进逼平津，国民政府令黄郛北上与日方谈判。22日，在蒋介石、汪精卫授意下，行政院长汪精卫指示黄“除签字、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之条目外，其它条件皆可答应”。当晚，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进行密谈，达成协议，写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，并迅速得到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承认，并派专人赴密云，向日军请求进行停战谈判。
    30日，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，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谈判。
    31日，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，一字不改，正式签署了《塘沽协定》。
    协定规定（1）中国军队撤至延庆、昌平、通州等一线以西、以南地区，不能越线前进；（2）日军为确认第１款的实行情况，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，中方应予以保护；（3）日军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１款时，自动撤归长城线；（4）长城线以南及第１款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的治安维持，由中国警察机关负责。
    根据协定，中国军队退至延庆、昌平、高丽营、顺义、通州、香河、宝坻、林亭口、宁河、芦台所连之线以西、以南地区，尔后中国军队不能越过该线；日本军队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以侦察，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；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之治安的维持，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。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。
    《塘沽协定》实际上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伪满洲国的所谓“国界” ，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。划绥东、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，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。 
    《塘沽协定》签订后，日本政府一方面消化既得利益，一方面又开始寻找新的扩张机会。但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还嫌不足，下克上、恐怖事件接连发生。中国方面则借《塘沽协定》正式停止了所有的抵抗活动 ，特别是在广田与蒋介石的一唱一和之下，1935年初的中日关系竟呈现出一派“亲善”的景象。但好景不长，日本军部少壮派的势力逐渐控制了日本的政策导向，进一步扩大日本在华北的权益，削弱甚至完全消除南京政府对华北控制成为日本这时的目标。于是各种所谓的“不祥事件”相继发生，日本现地驻军便积极利用这些事件，在华北谋求更多的政治权益，南京政府为贯彻其“安内”大计，再次对日本妥协，于是又有了所谓的《秦土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。 
    如果说《塘沽协定》只是在军事上为日本侵略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，那么，《秦土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则进一步从政治上为日本分离华北或促使“华北特殊化”奠定了基础。
    这些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，为两年后日本发动\"七．七\"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。国民党当局接二连三地与日本签订***协定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。正如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7年12月12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所说：“东北沦亡，时逾五载，国权凌夷、疆土日蹙，《淞沪协定》，屈辱于前，《塘沽协定》、《何梅协定》，继之于后。凡属国人，无不痛心。”
    70多年过去了，虽然签订《塘沽协定》的那座小楼早已作古，但在于家堡的规划里，建立《塘沽协定》遗址公园的方案被列入其中。《塘沽协定》是这座城市永远刻骨铭心的伤痛，屈辱已经成为过去，历史却不该被遗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