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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周刊:天津与滨海的前世今生

发布时间: 2009-12-16 14:41:54 阅读次数: 1868


滨海新区规划图的一角


阳光从云层中透过来,冲刷着滨海新区的街道,这个城市正在醒来

  对手正在奔跑,天津已经醒来。
  一座城市的命运因滨海新区的开发正在发生改变。
  1985年,周立群背上行囊从青岛来天津求学,放眼望去,狭窄的街道,老旧的建筑,泥泞的土地,他问自己,这就是历史书上的金融中心?
  1997年,从上海学成回天津的周智波被招聘进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。从市区坐长途车到滨海新区,几栋低矮的楼房,周围零星的建筑,窗外能看到远处野生的芦苇疯长。
  2002年,还在念研究生的崔歌帆和同伴一起来找滨海新区实习的同学。在饭馆吃过饭,晚上8点,街道上已经渺无人烟,她们吓得不敢从原路等公车返回,找了辆出租车飞奔回市区。
  2009年11月底,滨海新区内的一家经济型酒店内,外来打工的小张对前来住店的旅客表示抱歉,没有空房间了,她说。除了周末,这里入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。而附近的另一家经济型酒店情况相同。
  一辆的士停在酒店前,女司机竟然开口就能说出外地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比例。“天天广播里都在说这事。就这几年吧,天津变化特别大。”
  机会来了
  说起天津的变化,不得不提及海河。海河被誉为天津的母亲河,守护天津过百年。“过去沿岸保留了很多殖民地风情建筑,但解放初期什么样,后来也就什么样,一直到2003年才有大的变化。”天津社科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说。
  现在,“不像样”的建筑被拆掉了,沿线欧式建筑得到修整。海河沿岸的和平街上,有70多家“洋行”林立,那是天津殖民地时期北方金融中心的见证。晚上灯光一亮,走在海河沿岸,看着欧式建筑,在崔歌帆看来是最美的景观。
  现在供职滨海新区天津摩托罗拉公司的她前不久开车经过,恍惚间就迷了路,“这两年变得太快,不知道一座新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。”
  海河往东,就连接着天津的滨海新区。那是一片在盐碱地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开发区。
  2009年11月,国务院批准了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案,撤销天津下属的塘沽、汉沽、大港三个行政区,成立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区。由于滨海新区一级政府的建立,滨海新区的发展将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改革力度。
  由此而来的是使命和憧憬,它被赋予“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”的重任。天津在她600岁的高龄中,迎来了北方经济中心、国际港口城市、生态城市的定位。
  离首都北京100多公里,北方最大的海港、优良的空港,从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基础,曾经的金融中心,1980年代最早引入外资的试验田之一。这样的条件听起来实在不赖,天津应该延续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。
  事实上,改革开放后,1984年,天津被国家确定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,其优势地位明显。1985年来天津的周立群现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,长期研究环渤海湾区域经济。他介绍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天津在环渤海五省市(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北、辽宁)中的经济比重第一,仍是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。
  但几十年过去,天津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。好比一场赛跑,天津在起跑领先的情况下落后,而周围对手跑得越来越快,天津被一步步甩在了后面。
  “天津比相同城市发展晚了一步,天津的地铁建设甚至不如重庆。天津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单一,和北京、上海服务产业占优势的经济结构相比,工业产值比重过高。”天津社科院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剖析说。
  不过,接受《中国周刊》采访的专家学者一致认同,天津从2005年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其标志性事件即温家宝总理率领15部委负责人来天津考察。
  这彰显了上级政府对天津发展的重视,天津的发展进入了国家决策者的视野。
  随后,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,并在十六大、十七大报告中出现。温家宝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,经济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、天津滨海新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。
  改变天津命运的机会到了。
  辉煌与没落
  起重机、搅拌机、身着制服的工人,在天津的街头,随时可以找到正在施工的工地。在很多人看来,天津整个就是一个大工地。
  其实,上世纪七十年代,天津依然走在全国城市建设的前列,卢卫认为,虽然当时上海经济总量比天津多,但天津仍然是北方的经济中心,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根本没法跟天津比。
  建国后,天津作为工业基础雄厚的大城市支援了其他城市的发展。但“天津得不到更多的关怀”,好比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中国一百多个工业项目中,西北、东北、华北的很多城市都分得一杯羹。而天津,典型的生产型城市,由于近代以来的工业基础雄厚,被排除在这一援建计划之外。
  雪上加霜的是,历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等两次地震,天津城市面貌破坏比较严重,随后天津就进入了十年抗震重建时期。
  在天津战战兢兢地走出地震阴影恢复元气时,1978年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大潮开闸,深圳特区走在了前头。19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又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焦点。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特区,新事新办、特事特办,在政策优惠中,热钱、人才总想到这些地方去淘金。国门打开,老工业城市天津感到了竞争的压力。大量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倒下,全国知名品牌最多的天津首当其中受到了冲击。
  “自身优势被掏空,后续补给跟不上”,卢卫说,天津的步伐被无声地超越了。
  而且,“相对于南方,天津的风格有些不同,”一个不愿具名的专家说,“离北京近,压力大,希望在平衡中得到发展。比如得知国家要发展芯片产业,上海就会以强者的姿态竞争,先把高校捆绑一起研究,给企业搭建平台,跟国家说我已经有科研力量、产业基础,不给我就是不公平。而天津则会说,我什么项目都没分到,不给我不公平。”
  这似乎不像近代中国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津。追往昔,1860年,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,虽然比上海晚开埠17年,但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策源地。
  天津开埠17年后,李鸿章在此筹建了开平矿务局等颇具名气的洋务企业。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,不远购海外。
  这里孕育着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梦想。
  在这样的梦想里,第一批国产自动电话机、第一条采用标准轨距的铁路、第一座国家造币厂、第一所大学等中国近代史上100个第一都在天津诞生。
  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、贸易中心、经济中心以及工业基地随海风镌刻在天津的历史上。马球、赛马等贵族才能享受的生活方式解放前这里就流行了。
  不过,“天津怎么就变得不如别的一线城市了?”在天津出生长大的崔歌帆放下历史书感到十分郁闷。她记得大学同学,从北京来天津念书的伙伴出门对着街道撇嘴,“你们的街道真窄。”崔歌帆很不高兴。直到后来工作迈出天津的大门,去到北京等地,她才发觉天津的街道确实不宽。大学毕业时,宿舍里除了她之外,五个外地同学没有一个留在天津。
  比崔歌帆早五年毕业的周智波从上海返回天津就业时,他的同学中,只有一个来到了天津。
  周立群讲了这样一个笑话,之前不能想象北大、清华的博士生来天津高校工作,“有一个报名,还要怀疑那个人是傻子”。不过近两三年,这样的“傻子”不断出现。
  有这样一个参考数据,当年当地大学生就业人数和当地毕业大学生人数的比例,这显示了当地集聚人才的能力。天津前年这个数据是16%,但广州、深圳、上海的数据都超过100%。直到去年,天津的这一比例才上升到30%。周立群判断,今后几年,天津对人才的吸引力会持续升温。这一比例会继续走高。
  “这两年,真正让人感觉到天津是一个有希望的城市,这种感觉真好。”同样是天津人的卢卫这样对《中国周刊》感叹。
  天津命运和滨海新区紧密连在一起
  不得不改
  天津的命运最终和滨海新区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 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多次指出,滨海新区好,天津就好;滨海新区快,天津就快。
  但从1994年滨海新区管委会成立至今,它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快,对环渤海地区的带动作用也“不是太大”。“他是弱爸爸,有强儿子,各种关系不顺,发展起来不顺手”,业界人士透露。
  “弱爸爸”是指滨海新区,“强儿子”是先他成立的各种功能区。以先他十年成立的天津经济开发区为例,世界500强中有超过70家企业在这里落地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开发区管委会在土地、规划、建设、项目审批等方面具有市一级权限。
  客观评价,在过去一阶段,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各自的发展曾有所帮助。站在组装手机的车间窗口前,记者看到一个个身穿蓝色防静电服的工人埋头工作。这里生产的摩托罗拉手机除了供应中国市场还被送往美洲、非洲、中东。
  崔歌帆说,摩托罗拉天津电子公司在天津已经居住了17年,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和政府关系理得顺。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和摩托罗拉公司高层定期会见沟通,直接见到市里分管各部的一把手,有时现场办公,效率很高。
  不过,随着滨海新区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,这样类似的父子关系给滨海新区的发展带来困扰。尤其是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,就需要整体规划、资源调配、统一管理。而原来的新区里共有七个公安分局、五个工商局、六个国税局和五个地税局、六个法院机构、五个检察院机构也显得繁冗。运行成本高、行政效率低等问题日益凸显。
  比如,去年达沃斯夏季论坛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时,新区内有的区就拒绝挂达沃斯的统一标志旗。当滨海新区把较大面积绿化带划分到某个区时,区域会以不能产生效益为由推辞。
  行政体制不顺阻碍了经济发展,非改革不可的呼声日渐高涨。
  天津市人大代表魏玲曾经连续三年递交建议,呼吁尽快研究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。此外,在各种民间和官方召开的会议上,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争论满场飞。过去,周立群回忆,开滨海新区的研讨会时主持人一定会提前强调一点,今天我们不讨论体制问题。“这是没有结果的讨论,一开始就停不下来,大家情绪还很激动。”
  周说,体制最敏感的问题在于不确定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之后的地位,“有人担心会成为中国滨海市。”
  不过,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,在一次天津政府官员举办高层智囊讨论会前,外地请来参与的几个“泰山”级别的专家在一起吃饭,互相打听将要发表的观点。可专家们谁都不愿先开口,于是有人提议把想说的内容写下来。三人掏出名片,在背面写下几个字。凑上去一看便哈哈大笑,每张名片背面都写着两个字“体制”。
  待跨的门槛
  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过,为滨海乃至天津的发展添了一把火。但是天津并不能因此高枕无忧。
  人才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天津必须迈过的两道门槛。
  周立群说,天津不缺乏专业的工程、技术、医疗人才,“来自同济大学、南开大学的高材生多得是”。但现在的难题是,天津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前所未遇,当大规模城市建设时,怎么融资?是靠发债券、贷款还是资本市场?“天津的这个经验几乎是零”。
  于是政府邀请相关机构培训这些建设项目的负责人。比如火车站的运营,包括修建、融资、经营,怎么由一个交通枢纽打造成一个商务圈,文化圈。滨海开发院就曾受天津政府的委托,请陆家嘴、北京金融街、台湾地铁公司的专家来讲,内容细致到怎么设置路标、广告。
  人才之外,调整产业结构是摆在天津面前的当务之急。
  周立群说,他总结当前经济状况为“三慢”:民营经济发展慢,服务业发展慢,高端产业发展慢。“现在,支撑经济发展的主体有些失衡,我们民营企业也有作用,但是和全国相比,现在在发展势头和空间上有欠缺”。
  而实际上,如果不能二三产业协同发展,“天津很难做到区域的经济中心”,卢卫直言不讳。根据发达城市走过的经验,只有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、提供高水平的生活质量,才能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。
  如果不能成为区域中心,天津的命运何从改变?
  有知情者说,天津每年都投入一些第三产业项目,但是成果不明显。一来财政吃紧,一来不具备传统优势和经验。曾经,天津也想引入大型主题公园发展第三产业,但是谈了好些年,始终没谈成。
  这样就造成具有传统优势的工业项目比重越来越大,第三产业起色微弱。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转身过程。
  幸运的是,天津正在做出转身。
 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楼内,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企业办公场所。规划局综合科科长周智波指着当前正在规划的区域模型对《中国周刊》解读,这个高的蓝绿色建筑是正在修建的“周大福购物中心”,旁边是CBD商务区,远处那呈贝壳状的是规划中的歌剧院。窗户外,对着的是泰达图书馆,那边是CBD金融街。
  回溯二十年前,1986年8月,邓小平视察天津,并挥笔题词“开发区大有希望”。他当时表示,“天津开发区很好嘛”。他还说,“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,这是个很大的优势,我看你们潜力很大。可以胆子大点,发展快点。”
  这段话,一直记在天津人的心上。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们已经错了一次机会,这次再也不能错过。”卢卫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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